城市更新迈入法治化新阶段

2026年初，中国城市更新工作迎来关键转折点。随着《天津市城市更新条例》《济南市城市更新条例》《安阳市城市更新条例》等地方性法规于1月1日正式施行，以及北京市配套政策文件的密集出台，城市更新正从过去的“试点探索”全面转向“规则治理”时代。这一系列制度建设不仅标志着城市更新进入法治化、规范化的新阶段，也体现出各地在国家宏观战略引导下，因地制宜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的积极尝试。

一、制度先行：多地同步构建城市更新法治框架

进入2026年，天津、济南、安阳三地的城市更新条例同步生效，成为全国城市更新法治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。这些条例普遍涵盖总则、规划与计划、实施机制、保障监管及附则等核心内容，系统构建起“政府引导、规划引领、市场运作、多元参与、共建共享”的制度体系。

以《天津市城市更新条例》为例，其不仅明确了城市更新的主要任务，还对实施主体和投资运营企业的权利义务、参与模式和支持政策作出详细规定，为市场主体提供清晰的政策预期。而《济南市城市更新条例》则突出“保留改善、改造提升与拆除重建并举，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”的原则，从制度源头上遏制过去“大拆大建”的粗放开发模式。作为传统工业城市，安阳则通过立法鼓励老厂区加层改造、边角地整体利用等方式，为产业转型和空间再利用开辟新路径。

二、理念升级：从“推倒重建”到“精细更新”

当前城市更新的核心理念已发生根本性转变。过去以拆迁重建为主的模式逐渐被“保留利用、功能提升、精细更新”所取代。这一变化不仅契合国家倡导的绿色低碳发展理念，也回应了居民对历史文化保护、社区记忆延续和生活品质提升的多重诉求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多地条例均强调“城市体检”作为更新工作的前置条件。通过系统评估城市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、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短板，将体检结果作为专项规划编制、更新片区划定和项目实施的重要依据，确保更新工作有的放矢、精准施策。这种基于数据和问题导向的更新方式，显著提升了城市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。

三、民生优先：聚焦“急难愁盼”提升公共属性

在本轮城市更新制度设计中，“民生导向”被置于突出位置。老旧小区改造、公共服务设施补短板、适老化与无障碍环境建设、电梯加装等内容，在多地法规中被反复强调，彰显出城市更新日益强化的公共属性。

例如，济南和安阳的条例均明确要求优先解决居民最关心、最直接、最现实的利益问题，推动更新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。北京则针对历史遗留的“无手续建筑”问题出台专门指导意见，旨在化解因产权不清导致的更新障碍，既保障居民合法权益，又为项目顺利推进扫清制度障碍。这种以人为核心的更新逻辑，正是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四、差异化探索：因地制宜激活地方特色

尽管各地在更新理念和制度框架上呈现高度共识，但在具体路径选择上却展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。济南依托“泉城”生态文化资源，将泉水保护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；安阳则立足老工业基地实际，探索工业遗存活化利用的新模式；北京则聚焦超大城市治理难题，通过配套政策破解产权、审批等堵点。

这种“共性+个性”的制度演进路径，既体现了国家层面的战略统一性，又尊重了地方发展的多样性，有助于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但不照搬的经验模式。

五、未来展望：政策红利有望持续释放

业内专家普遍认为，2026年将是城市更新政策落地的关键之年。中指研究院指出，城市更新作为稳投资、扩内需的重要抓手，预计将在金融支持、土地政策、审批效率等方面迎来更多实质性利好。例如，创新城市更新专项金融产品、提高存量用地使用灵活性、简化规划调整程序等措施，有望进一步降低项目成本、激发市场活力。

2026年初多地城市更新条例的集中实施，不仅标志着这项国家战略正式步入法治化轨道，也为未来城市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。在“留改拆”并举、民生优先、精细治理的新范式下，中国城市的有机更新之路将越走越宽。